自2012年组织开展“企业关爱员工，员工热爱企业”活动以来，浙江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效显著。与此同时，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更加需要以强化管理、优化服务的态度，积极稳妥解决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

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中的地位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要素互换的契约关系，合作和对立是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天然属性。政府部门在三方协商机制中的着力点，应更多放在指导促进劳动关系双方内在协调机制构建上，放在劳动关系矛盾爆发后的合法调处机制构建上，在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同时，赋予劳动关系双方直接协商谈判空间，致力于构建双方力量相对平衡的自治协商框架体系。

同时，政府部门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构建过程中，应坚持以企业和职工的需求为导向，从当前企业和职工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反映最强烈、最渴望解决、最难办的事情上突破，让服务对象评价服务成效，紧密结合当前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实际情况加以落实。

推进中小微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共建共享

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占企业总量的绝大多数，吸纳了9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这类企业同时也是劳动关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从劳动关系和谐指数结果来看，目前全省绝大多数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集体工资协商和最低工资执行等指标均达到了100%全覆盖。但与规上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无论从精力还是能力上，离浙江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双爱”要求标准还有一定距离。

在以“稳企业”为目标的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是关键。应该瞄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这一核心问题，以实现企业关爱员工和经营发展共赢为落脚点，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增强中小企业行业工会在协商过程中的独立性和代表性，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持续保证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在低位执行，继续阶段性下调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加大失业保险基金补贴力度，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积极推进一体化课程教育教学改革，降低企业对新进劳动者的二次培训成本，等等。

直面新生代劳动者的多样诉求

在劳动关系另一主体中，新生代务工者对劳动关系的诉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除了工资收入水平，新生代员工更加在意职业的发展规划、工作的环境氛围、技能的培训机会等权利诉求。近年来，工人要求休假、加强厂区噪音及尘埃治理和不久前关于“996”工作制的大讨论等实例，也证实了劳动者对劳动条件和待遇的诉求更加多样。

通过简单的补贴或加薪等经济手段，企业虽然短时间内能够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但传统工资刚性的补偿方式既增加了人工成本，内容上也不能完全符合员工意愿，容易让企业在管理上处于被动。当前，诸如尊重、民主、参与、发展等正在成为对员工心理影响直接、显著的要素，尤其是对新一代知识型员工而言，“工作本身引发的兴趣和热情”“尊重与轻松的工作氛围”“更多自我成就和自我完善的机会”等，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交换条件内容。这就需要拓展劳动关系管理的方法，提供全面多样也更加经济有效的渠道，来实现和谐发展。

在调整新业态劳动用工方面提供“浙江经验”

浙江省是新业态发展活跃省份，据不完全统计，新业态从业人员高达数百万人。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劳动关系更加灵活化、碎片化和平台化。电商从业者、快递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非标准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界定、劳动安全保障等情况，目前尚处在制度政策规制的真空地带，劳动保障体系刚性有余、弹性不足。

因此，在政策设计中，需要转变现有劳动法规下传统劳动关系固有标准的思维模式。一种选择是将新业态劳动用工作为非标准劳动关系的一类，通过对适用部分劳动法条款进行特别解释或另行制定特别规定，来适应新业态劳动用工的特殊性；另一种选择是针对目前原则上将新业态排除在劳动法适用范围以外的情况，制定分类劳动标准条例，并采取强制性实施措施，以实现对劳动保障权益的倾斜性保护。

值得强调的是，在以包容审慎态度面对新业态发展的原则下，制定劳动关系相关政策更应该先“谋”后“动”，以宽容的心态对待用工创新，可以将实务中发生的争议问题，交由地方相关部门结合个案自由裁量，待各类新业态模式发展定型后，再上升到立法层次。

建立健全基于大数据的劳动关系研判预警机制

要坚持效果导向、企业和员工满意导向，以优化服务的理念，加快推进劳动关系领域“互联网+人社”的工作进程。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打破信息孤岛，推进互联网互通，建立劳动关系群体性纠纷经常性排查和动态监测预警制度。

在劳动关系和谐指数测评基础上，建立全省企业劳动关系诊断评估制度，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企业与职工的关切和诉求，快速动态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同时，通过运用新媒体渠道、加强与主流媒体合作等途径，及时发布官方声音，有效做好劳动关系领域的舆情引导和处置工作。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沈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