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古建筑修缮界，葛基鲁说起来算是知名行家。回首岁月，老葛最感谢的是改革开放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葛基鲁生于1950年，如今已经赋闲在家。“我就相信毛主席说的那句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政策一变化，广大农民就真的富起来了！”老葛对改革开放是这样看的。

宁愿出去要饭也不愿在家挨饿

1978以前，和全国一样，安徽省肥西县农村实行“大呼隆”生产方式，农民们每天集体劳作，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下工。除了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外，农民所有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当时很多农民宁愿要饭都不愿在家，因为那时在农村，一年忙到头依然吃不饱肚子。成家不久的葛基鲁只分得祖辈留下的一间茅草土坯房，看着一家四口人蜗居在不到15平方米的草屋里，想想今后的生活，有着一身好手艺的葛基鲁夜里拎着两瓶酒跑到生产队长家，表达了自己想到合肥城里干活的想法，队长软硬不吃，始终不肯犯“错误”。

后来，葛基鲁找到了当时的公社干事吴道，请他出面说情，好说歹说大队才同意让葛基鲁随公社成立的维修工程队一起进城干活。但是，打工所得的70%要归生产队，生产队给葛基鲁按照十分工计算。

据葛基鲁回忆，他刚进城每天工资是2.09元，上缴1.46元给生产队，剩下0.63元自己留着，当时一个馒头5分钱。葛基鲁所在生产队在公社有个粮油加工厂，在周边算是集体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社员们上一天班算十分工，抵0.7元，葛基鲁这一出门，交给队里1.46元，队里不算他旷工。葛基鲁觉得在外面比在家里划算，决意离开老家，到合肥城里闯一闯。

1981年8月的一天，葛基鲁正在安徽省政府幼儿园建设工地干活，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到蒙城县去干活，那里有处万佛塔工地需要脚手架工。后来，葛基鲁才知道找他去干活的人叫张驭寰。张驭寰是从北京来的文物专家，就住在省政府招待所附近，看到葛基鲁搭的脚手架质量好，于是就找他去蒙城为修缮万佛塔搭建脚手架。

蒙城县隶属于亳州市，境内万佛塔始建于1102元，距今有千年历史。葛基鲁犹豫再三，晚上回家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冒一次险。以公社维修队的名义，他找到四五个会搭脚手架的村民，跟张驭寰教授一起来到蒙城县万佛塔工地。

年底，葛基鲁不但结清了所有人的工资，还挣到100多元钱，把以前的欠债全还清了。那时，农民在村里一年忙到头，好一点的人家毛收入200元，除去花销，能节余下来40-50元。而葛基鲁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挣到100多元，没有其他花销。和乡亲们比起来，葛基鲁很有成就感。

被误认为教授带的研究生

1982年，在做完脚手架工程后，经张驭寰教授的引荐，葛基鲁又被推荐参与了万佛塔测绘工作，并且成了安徽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的合同制工人。

当时国家实行预算制，给每个单位限定了编制，如果超编，超编人员工资由单位自行承担。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单位业务扩大而编制有限，故面向社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工人，但这批人不能算作固定工，只能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就有了“劳动合同制工人”这个说法。编制内固定工的工资由国家拨款，而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工资全部由单位负担。同时，由于还没有实施《劳动法》，故劳动合同制工人工资、劳动保险和退休待遇比照固定工。

当时，安徽文物局工作队内设考古部、文物保护部，包括葛基鲁这样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在内共有职工20多人。

在修缮万佛塔期间，葛基鲁特别喜欢钻研，一直跟随在张驭寰教授身边听从调遣。当时，张驭寰教授已经50多岁了。好学的葛基鲁，跟着张驭寰教授到处跑，每到一处都认真听教授讲解古建筑断代研究，随身带着笔记本，走到哪里，就记到哪里，学到哪里，以致地方文物管理部门误认为他是教授所带的研究生。

“张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弟子，著有《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葛基鲁回忆年轻时的工作经历，无比自豪。“张教授看我是老三届毕业生，有一定文化功底，就鼓励我好好学习古建筑知识。”

万佛塔两年的修缮工作结束后，时任河南省商丘地区人大主任的乔振德联系了葛基鲁，邀请他参与永城县崇法寺塔的修缮保护工作。这时，张驭寰教授建议，安徽文物局考古工作队给予葛基鲁六级工待遇，一天工资4.96元，一个月有120多元收入。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收入已经很高了。期间，葛基鲁在村里建起第一座砖瓦结构的房子，告别了祖辈分给他的那一间草房。

即便如此，葛基鲁还是和考古工作队签订协议，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农忙时他必须回家帮工。就这样，葛基鲁成了考古工作队里唯一一个似工非工、是农非农的特殊人员。

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

1991年，葛基鲁被老家一家乡镇企业——义兴劳动服务公司聘请，担任企业总经理，离开了培养自己十多年的单位——安徽省文物局。

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葛基鲁清楚地记得，1992年来自合肥市郊区的300多家乡镇企业代表，齐聚合肥市城南影剧院。会议表彰优秀乡镇企业，坊间称之为“城南会议”。“会上，市领导告诉与会的乡镇企业家，未来五年合肥GDP目标要达到500亿元，并对乡镇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葛基鲁回忆。

义兴劳动服务公司主要承包建筑工程。“会后，我下决心要好好干，把劳服公司经营好，为集体多创收，不管啥工程只要能干的就接下来。企业经营很粗放，我甚至在公司放出话，只要能给公司接一个50万元工程，一年不上班工资照发，奖金照给。”当时老葛对企业是这样管理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样做并不可取，第一，企业没有自己的文化，也谈不上品牌，工人们只有力气和蛮劲；第二，企业管理存在漏洞，缺乏必要的效益测算，很多工程账结不清，没有专人负责。”

1997年，合肥市乡镇企业发展进入瓶颈期，很多乡镇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赖账烂账屡见不鲜。于是，合肥市出台乡镇企业改制政策，允许有一定经营经验和经济基础的农民出资购买集体企业。在经营义兴劳动服务公司期间，葛基鲁经常会因为工程汇款不及时，又要限期缴税，就从其个人奖励中先行垫付资金。经年累月，到1997年公司竟然还欠了葛基鲁4万元。葛基鲁便凑了些钱，把义兴劳动服务公司买了下来。

“我在经营义兴劳动服务公司期间，公司主要业务来自考古工作队的老关系，人员是自己找的乡里乡亲，我就是缺少个合法经营身份。”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老葛决定还是从事熟悉的古建筑修缮行业。1998年，葛基鲁改组义兴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了义兴建安公司大建园林工程处，专门从事古建筑修缮工作。

2001年，为适应市场发展，老葛再次对企业进行改革，注册成立合肥市弘兴古建筑修缮有限公司，意为“弘扬传统文化，兴我民族建筑”。

2003年，借助合肥市区划调整的机会，葛基鲁在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购买了20亩工业用地，将公司所有业务搬到此处。

此后，公司经营逐渐走上正轨；直到2016年，葛基鲁正式退休。

现在，在包河区骆岗街道党委的支持下，老葛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义务给青少年传授古建筑知识。“我喜欢这项事业，这个行业让我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工转变为古建筑修缮行家，作为一个农民，我知足了。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的好政策！”（刘志明 仇稳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