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优化倒逼技能提升

记者：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划时代的变化。那么，农民工群体面临怎样的新变化？

张一名：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放缓，给农民工就业总量增长带来压力，就业招工“两难”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常态。从近年情况看，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不再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一方面，农民工就业正从以总量压力为主向“两难”结构性矛盾突出转变；另一方面，农民工招工难正从东部向中西部蔓延，从季节性向常年性转变。

二是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放缓，由以往的大幅增长转向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稳步增长。上世纪后半叶，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经历了低工资拉动经济起飞、工人要求加薪和企业要求转型、产业升级和工资增长良性互动等三个阶段，我国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的过程中。“十二五”前期，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年增长达20%左右，进入中后期逐渐下降到个位数，2013年-2015年外出农民工年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3.9%、9.8%和7.2%。从行业情况来看，交通运输和建筑业农民工收入相对较高，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收入相对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收入虽然整体提高，但总体上仍属于低收入群体，78%的农民工月收入在5000元以内，30.47%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000-3000元；除32.47%的农民工月收入略有增长之外，42.09%的农民工月收入基本没有变动，还有11.53%的农民工月收入略有降低。

三是经济结构优化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倒逼农民工技能提升和从事新业态。在2002年至2012年经济扩张周期中，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外部因素和城市大量用工的内部需求交错在一起，大批农民工来不及学习技能，就被吸引到中低端岗位中。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新增农民工数量下降，与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新业态以及技能提升要求交错在一起。这次交错恰恰是产业升级倒逼农民工技能提升和从事新业态。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证明，职业技能培训是以较少投资、较快提升职业素质的现实途径。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的秘密武器就是有一大批熟练的技工。

随着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农民工也将进入发展的新时代，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民工发展将出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拐点；农民工总量将接近3亿人，农民工将进入技工时代，无技能上岗的现象将逐步消除，大多数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到2035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将走向高峰，城市公共服务将全覆盖农民工，农民工将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和创业型劳动者，形成支撑制造业强国和现代服务业的技能人才队伍。

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四难”

记者：在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农民工面临哪些社会化问题？

张一名：农民工融入城镇面临障碍，主要表现为“四难”：缺少技能，稳定就业难；解决住宿问题，落户大城市难；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三低两多”问题难；享受城市公共服务项目不足，融入大城市生活难。

缺乏技能是农民工转型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当前，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多数从事中低端劳动，就业稳定性差，劳动合同期短，流动性大。《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农业和非农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占32.9%，与上年基本持平。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调查显示，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水平明显提高，但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前没有参加技能培训，总体技能偏低。此外，农民工技能培训实用性有待提高，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农民工缺乏住房保障是融入城镇的突出问题。农民工不仅希望增加收入，还强烈需要被城市所接纳。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工程，需要纳入政府住房保障体系，应该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做法，如新加坡组屋制度，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成本分担机制。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法治建设的渐进性，目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低两多”，即小微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线农民工工资收入总体偏低，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在高危行业、污染企业农民工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较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较多。

例如，小微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2013年至2015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还略有提高，本地就业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更高：一线农民工工资收入总体偏低，农民工收入约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收入的60%；全部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

此外，尽管农民工成为城市工作和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与城里人相生相伴的就业群体，但是大部分农民工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子女接受教育存在困难，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障比例偏低，维护权益费时多，参加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少。

记者：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在这些新兴行业的从业者中，农民工所占比重如何？

张一名：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变化中奋斗的人群，面对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种种变化，农民工与生俱来的市场经济特质与政府鼓励新业态、呼吁大国工匠的宏观导向高度契合，在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下，出现了“三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投身新业态。经济转型中，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投入到快速兴起的家政服务、电商、快递、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这些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被喻为政府推动、市场拉动、环境松动、企业带动、科技驱动“五轴联动”。

近年来，快递、家政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2017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401亿件，吸纳了约400万农民工；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约2200万人，该行业将成为农民工拓展就业、服务大众、提升自我、利国惠民的大产业。另外，乡村旅游、农村网店也是适合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领域。例如，阿里巴巴计划3-5年内投入100亿元发展千县万村计划，即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同时，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扶贫渠道。2018年，在国家级贫困县中，“亿元电商县”有望达到50-60个，活跃网店数量将超过55万个，大大带动农民工就业创业。

第二，大批农民工技工正在成长为“新工匠”。提升农民工技能是弘扬工匠精神和复兴工匠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发扬工匠精神的激励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企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术院校培养，出现新增技能人才快速增长的趋势。2016年，近百万农民工成长为高级工。目前，在600多个技术精湛、工艺领先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中，有很多都是农民工群体中的高技能人才，他们挑起了中国工匠的大梁。

第三，农民工返乡创业催生出新“城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被称为“海归”，如今农民工返乡创业可成为“城归”。近年来，“城归”创业正在异军突起，曾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怀着对家乡的情感返乡创业。此外，“城归”创业成为活跃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改变了吸引大企业、大项目招商引资的单一路径。

精准施策促进农民工发展

记者：为促进农民工发展，政府应如何出台政策？

张一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来都有一批迎难而上的开拓者，“三新”变化反映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潜能，释放其能量，树立其自信，助推其发展，需要精准施策，给予大力扶持。

第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政策。除应用型大学加快转型，职业技术学院、中专技校等多渠道培养高技能人才外，当前还可探索突破传统的职业技能鉴定路径。

在国家农民工技能培训计划中，建议单列扶贫特培计划，依托扶贫办“雨露计划”、人社部“春潮行动”等，每年培训200万名从事家政服务和快递等新业态人员。促进贫困人员与大型快递公司、家政服务企业直接对接，使他们学到技能、拿到证书、找到工作、增加收入、稳定脱贫。

第二，对农民工进入新业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在企业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快递、家服等行业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家服企业应为从业人员参加意外伤害商业险。

第三，制定组合政策大力扶持“城归”族。将国家和地方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与精准扶贫、农副产品加工、革命老区旅游开发、扶持小微企业、休闲农业等扶持政策有机结合，开辟返乡创业绿色通道。（赵泽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