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医疗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如今,医疗领域“放管服”取得积极进展,准入政策不断优化,医疗行业发展环境持续向好,行业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迸发,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日益提升。
审批服务与时俱进简政放权推动发展
医疗机构、医师和护士是保障医疗服务供给的核心资源,也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更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8.7万个,医师总数达到339万名,护士总数达到380万名。
自1998年起,我国先后颁布了《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条例》等法律法规,从机构和人员的准入管理、执业管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加强了医护人员队伍建设和医疗机构体系建设,扩大了医疗服务资源有效供给,提升了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安全水平。
此次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妇产科医师执业证书与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两证合一”;组织清理“无谓证明”,取消医疗机构验资证明,由申请人对注册资金真实性负责。这些改革举措改善了医疗行业准入政策环境,吸引更多力量推动医疗行业发展。
走进信息时代,医疗卫生领域也在与时俱进。近年来,国家卫健委推出了一批简政放权举措,精简材料、优化流程、缩短时限、提高效率。
执业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实施多年,但由于严格的审批制导致效果不佳。2017年4月,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的电子化注册改革全面启动:信息公开以及登记注册的申请、受理、审核、决定和反馈“全上网”。电子化注册打破了时空限制,“不见面”“不打烊”的服务解决了以往社会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问题。各地以电子化注册管理改革为突破口,为多点执业打通了审批环节的“最后一公里”。
医疗机构、医师、护士的登记注册信息通过电子化注册系统后台关联整合集成,形成医疗资源配置“地图”。有关部门可以随时调取、分析医疗资源的使用、流动和运行情况,为更好制定政策和医疗资源的合理布局提供了依据。而社会公众也拥有了查询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基本信息的渠道,看病就医更方便、更放心。
“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是医药卫生事业的生命线,也是医药卫生事业需要管理管制的具体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惯用审批制进行管理,但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医药卫生行业许多领域迎来了从审批制到报备制的重大转变。”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黎东生教授认为。
激发供给主体活力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
据统计,截至2017年4月底,全国社会办医疗机构有44.4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45%;社会办医院有1.69万家,占医院总数的57.2%。与2011年相比,社会办医院数量累计增长100%,成为推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
“放管服”适度降低了医疗机构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组织、个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供给领域,政府只需加强对过程和结果的管理与监督,谁能生存下来、谁能发展下去,由市场“大浪淘沙”,这样可提高医疗服务供给主体的竞争力。
近年来,医疗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精准对接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和差别化的健康服务需求,补充和丰富了医疗资源供给。
去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印发《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提出放宽合资合作诊所的外国投资股权比例限制、鼓励新兴业态发展、将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告知承诺制推广至全国所有自贸区等10项重点举措。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医疗消毒供应中心、健康体检中心、眼科医院等3类独立设置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使独立设置的医疗机构扩大到10类,通过平台化的服务模式实现医疗资源的集约利用和共享。
改革使市场活力得以激发,而在当前,平衡并发挥好市场功能与政府管制的作用尤为关键。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必须体现行业特色,‘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有所为,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有活力’。”黎东生表示。
黎东生还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刺激创新、配置资源、优胜劣汰、价值分配、经济评估等多项功能,但外部性影响资源配置失当、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会导致医疗领域市场失灵,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而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要保证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有活力。”
厘清各方权责边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我到基层调研了解到,许多民间投资都很愿意投向医疗养老等社会领域,但这里面的前置审批条条框框太多。政府该松绑的必须要松绑,别再让社会办医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在去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曾在会议上强调,瞄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推进医疗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我国对于公立医院有很多的政策倾斜,而在国外,民营办医的优势是高于公立医院的。政府购买服务是大趋势,而不是像现在所有服务由政府包办下来,政府需要好好研究购买哪些服务、哪些向社会开放、如何分层次服务。”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卫生法专家卓小勤说,好的经营环境需要政府转变观念。
“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在于,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这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站在全社会角度,政府应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如果政府职能不到位、决策质量不高、追求公共利益主动性不强,便会导致政府管制失灵。”黎东生表示,“‘放管服’不仅要推动医疗领域发生改变,还要推动全社会对医卫事业价值观念的重塑,这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责边界。”
医疗领域“放管服”走向纵深,政府在医疗领域反垄断、提供公卫服务、治理外部效应、促进市场信息传递、推进医疗卫生法制建设等的作用也需进一步发挥,妥善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克服“越位”与“缺位”,及时调整与转变职能,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
相关专家建议,政府要制定相关规则,明确哪些组织、团体和个人可以进入医疗领域、如何进入这一领域,保证各种要素由市场自由组合,提高资源配置与服务公众的效率,还要建立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提高政府医疗卫生决策水平、政策执行的透明度与民众的参与度。(李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