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 张赢方 

嘉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李小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吴国宝

东西部合作共赢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记者：东西部扶贫协作实施以来，政策落实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

吴国宝：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构想，始于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期。自1996年开始，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式付诸实施。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和扶贫方式已逐渐形成，也加快了西部地区的脱贫和发展进程。

针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我国开展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包括以自愿互利为原则的东西部地区协商合作方式，以及以行政安排方式，要求东部地区对所帮扶的西部地区提供经济、技术、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支持。我国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以独特的制度优势为支撑，加快了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促进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的改善，让贫困人群也能分享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好处。

东西部扶贫协作基本实现了最初构想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目标。目前，扶贫协作的东西部地区由政府确定，扶贫协作的内容、方式由双方商定。

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始实施，协作在规划层面进一步加强。资金、技术、人才自东向西流动，双方在经济、技术、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作得到加强。

值得肯定的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投资中，企业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以“十二五”时期为例，东部地区政府提供的财政援助资金，仅相当于企业投资的0.5%。

李小云：在过去的23年中，东西部扶贫协作对于东西部差距的缩小、区域的协调发展和贫困地区的脱贫均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依照目前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进展情况，到2020年可以实现现有扶贫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

未来，绝对贫困会消失，但相对贫困将会成为贫困的新特点，东西部扶贫协作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西部地区“造血”功能不足扶贫协作存在短期局限性

记者：东西部扶贫协作在向“造血式”转变的过程中，仍面临哪些问题和困难？

张琦：东部地区提供的扶贫资金与在西部地区落地的产业项目之间，存在对接失衡问题，资金投资的中短期分红项目较多，长效增收项目较少。比如，某县的贫困户将分得的产业扶贫资金集中入股某扶贫项目，每年固定得到所出金额10%的分红，5年到期之后一次性退还本金。在这种短期项目中，农户获得收入分红的收益往往具有时间限制，一般以2020年为节点或以5年为期，没有实现因户施策、精准发力，后续脱贫衔接机制没有建立，容易造成到期后返贫的问题。

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出现了新差异，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支持的公平性、动态性有待提升。由于派驻力量、政策支持的差异，一些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集体经济水平远超过了非贫困村。贫困户在政策帮扶方面有了更多的优势，而一些贫困边缘户成为实际收入和享受政策的“双低户”，他们可能成为未来脱贫路上较容易致贫的人群。

部分地区土地资源要素约束性强，劳动力素质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西部“造血”功能的提升。一些西部贫困地区耕地资源少、土地质量不高，东部产业转移和合作面临一定困难。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和产业发展缺少人才支撑。东部的外源帮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懒汉型”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吴国宝：东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方式和手段不足。我认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东部企业参与扶贫协作的难度。现有的西部协作地区企业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产权、产品和技术结构，东部企业参与扶贫存在一定困难。

2016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发《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该办法提出的考核指标偏重经济方面的协作。可以说，当前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考核评估体系，还不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在脱贫考核压力下，一些贫困户申报成为低保户，加大了财政压力。

李小云：目前，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存在短期经济帮扶的局限性，东西部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战略意义，没有制定出系统的产业转移规划及政策。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产业转移力度不足，西部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主导性产业。

找准扶贫协作新重点构建西部“造血”长效机制

记者：对于今后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开展，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张琦：应当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和动态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注重对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贫困边缘户合理均衡发力，及时防止发展“倒向逆流”问题。建议由地方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进行动态管理，营造区域内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可以在省、市级层面探索设立非贫困村脱贫发展产业基金，确保非贫困村贫困人口享受均衡的扶贫政策。探索逐步将贫困边缘户纳入帮扶范围之内，在职业技能培训、产业带动方面给予更多支持，避免恶性攀比，鼓励良性竞争。

应按需求、按比例将东部扶贫资金用到实处，做好扶贫项目选择，建立与脱贫制度有效衔接的扶贫长效机制。避免选择短期化扶贫项目造成的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脱贫质量低稳定性差等问题。选择的扶贫项目应对农户有实质性提升作用，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改善产品供应链方面的功效，促进农业现代化，切实增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成效。

还应支持东部企业和社会力量在西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贫困人口专业技术能力，为西部地区“造血”功能提供人才基础。通过全流程职业技能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支持西部贫困人口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专业技能。针对“等靠要”现象，要注重培养贫困户的主动致富意识，提升西部劳动力供给质量。

吴国宝：探索将符合西部地区扶贫企业认定标准的东部企业，纳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优惠政策受益范围，拓展东西部扶贫协作渠道。

比如，探索根据解决扶贫对象脱贫人口的数量，允许参与扶贫协作的东部企业申请一定的政府贴息贷款或扶贫再贷款。丰富东西部扶贫协作形式，可以开展消费扶贫、旅游扶贫等，构建脱贫攻坚的坚实社会基础。

建立和完善以结果为导向的扶贫协作考核评估制度和指标体系。可以将东西部协作提升西部地区教育、文化、卫生和社区发展能力纳入考核指标，促进西部可持续脱贫。

李小云：东西部扶贫协作正逐步上升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机制，要构建以互惠互利为协作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系统产业转移制度体系。

比如，将旅游业作为西部的产业增长点，其产业链条较长，就业弹性较大，可以对接东部地区的资金和技术管理经验。同时，可以基于西部地区的优势，发展光伏、电商等新兴绿色产业。西部地区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应当注意的是，产业转移不应是简单的产能搬迁，而是根据东西部资源禀赋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