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组织性有所增强

记者：目前，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韩冬林：近年来，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增速有所放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7266万人，增长0.5%；本地农民工达11570万人，增长0.9%。由此可见，我国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加，外出和本地农民工保持双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上面的农民工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

二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在逐渐提高。《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与上年持平；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6.6%、6.2%和11.3%，分别比上年提高0.2、0.3、0.2个百分点。

三是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性有所增强。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开展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实行订单式培训，将培训与就业结合起来；还有一些地方在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创立了很多劳务品牌，农业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盲目性进一步减少。

2018年，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提出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提升劳务协作的组织化程度和就业质量。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记者：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韩冬林：从国际角度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初期都面临过“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落后、农业滞后与农民贫困。我国不仅是农业大国，更是农业人口大国。十几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围绕“三农”问题的，可见其重要性。“三农”问题不仅关系我国广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而这其中，农民是最重要的一环。

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规模，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社会繁荣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韩冬林：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曾经一度停滞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又重新启动，出现了大规模的迁移浪潮，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部门向非农部门和城镇的转移呈现出加速的趋势。

这一变化源于两个文件的颁布。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之后，户籍政策日渐松动。到2003年，我国非农就业比重历史性地首次超越了农业就业比重，这标志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跨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记者：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韩冬林：目前，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还是候鸟式模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通常是农忙时务农，农闲出来务工，属于“钟摆式”的转移方式。有的虽然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并没有融入市民群体，形成了春节后离家、春节前回家的候鸟式转移。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他们始终是产业工人中的“游击队”，而无法成为“正规军”，无形中增加了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成本。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存在。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在某个阶段对社会管理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城市和农村隔离开来，切断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时至今日，虽然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一些城市也逐渐放宽了落户条件，但是城乡二元机制仍然没有被完全破除，户籍上仍然附着了一些不平等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

记者：您认为如何提高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质量？

韩冬林：我认为重点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改革创新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保障。城乡二元体制依然是制约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根本障碍，因此我们应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二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根本是加强基础教育，应当将办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目标。另外，不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投入，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业富余劳动力的竞争力。

三是加强对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保障。导致农村劳动力候鸟式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农民依然将土地视为自己的最后保障。如果能为这些农民提供相当于土地保障功能的生活保障，这些转移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会在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真正扎根城市。（李小彤）